反对设定统一数量标准：手机卡与苹果ID危害性对比及法律适用分析
手机卡与物联网卡特性
手机卡与物联网卡都有实体形态，并且实施了实名认证。这一特点使得每张卡都能直接对应到特定的使用者。因此，在监管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卡的主人来追溯使用主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信息安全以及用卡规范性，有效减少了犯罪事件的发生几率。
在实际使用中，这两种卡片从办理到使用全程都实行实名制管理。比如，运营商在发卡时会对身份信息进行严格审查，而在使用过程中一旦出现异常情况，也能快速锁定责任人，这对于保障网络安全和维持社会秩序具有显著作用。
苹果手机 ID 监管难题
苹果手机的ID管理面临不少监管挑战。它能够通过篡改资料、大量注册等方式绕过监管。这种行为带来的风险往往不易被发现，其非法使用不易在短时间内被识别。
情况更加严重，这种东西的复制能力相当高。有些人可能会用非法途径获得众多身份信息，接着大范围地散布，用于犯罪行为。例如，一些诈骗集团就是用众多账号来进行诈骗，这使得追踪到源头变得十分困难，对司法机关的侦查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统一数量标准的弊端
若机械地规定统一数量为20张，这很可能会导致对犯罪的纵容。各类账号或卡片，其造成的危害和影响并非仅靠数量就能全面评估。以苹果手机的ID为例，单纯从数量上观察，可能无法准确反映出实际的危害程度。
若有人提供十个苹果手机的账号，每个账号被用来进行十次欺诈，其带来的损害显然超出了二十张手机卡所能造成的影响。在这种情形下，仅凭数量来判定惩罚力度显然不够。
法律兜底条款的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协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的法律解释》的第十二条第七款包含了一个补充条款，即“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这一条款具有重要意义。它为新型技术支持的行为，比如各类虚拟账号涉及犯罪的情况，提供了法律适用的余地。
科技不断进步，新型犯罪手法层出不穷，法律难以全面覆盖。然而，有了兜底条款，司法机关在面对新出现的危害行为时，可以依据其原则进行有力打击，防止法律空缺让犯罪得以逃脱惩罚。
实际案例分析
2023年，沪上某案编号为0105刑初12号，王某因卖15个苹果手机ID参与诈骗活动。尽管其数量未达20张手机卡之数，但法院依据“ID可直接操控远程设备，风险更高”的论据，判定其行为情节严重。由此可知，司法审判并非仅关注数量，而是全面考量其潜在危害。
2022年浙江省的刑终45号案件，李某使用了8个谷歌账号进行跨境诈骗。法院根据手机卡的标准，将比例调整为1:2进行折算，判定这些账号相当于16张手机卡，从而认定其行为情节严重。这一案例反映了法院在处理类似案件时既灵活又严谨的态度。
综合判断的必要性
鉴于前述状况，坚决抵制“只看数量”的观点十分关键。在评估某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其严重性时，应当综合考虑技术影响、行为发生频次等因素。不同的技术影响，对犯罪行为的促进作用各有差异，而行为频次越高，其造成的危害范围就越广。
有些账号数量虽少，却常被用于犯罪，其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不容忽视。综合考虑，这样判断有助于更有效地打击犯罪，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和网络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