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15前夕中科院生物多样性成果发布会意义深远

在10月10日的昆明生物多样性成果发布会上，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中科院院士张亚平直截了当地指出，要达成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标，科技的支撑作用不可或缺。

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视为一场宏大的棋局，经过数十年的精心布局，中国科学院的这盘棋已展现出多方面协同、效益累积、示范效应显著的态势。

10月11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第15次缔约方大会（COP15）即将拉开帷幕。在这重要的前夕，一场由中科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和国家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共同主办，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负责承办的生物多样性成果发布会，承载着深厚的意义。回顾我们所达成的成就，不仅能够增强我们守护的信念，而且还能在评估过程中揭示若干不足，从而为我们的未来发展制定策略。”中国科学院院士魏辅文如是说。

执“先手棋”，布局平台多网联动

张亚平指出，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对于中科院而言，是生命科学领域内的一项关键战略部署。经过多年的精心规划与实施，中国科学院在生物多样性监测、保护及研究等多个领域，成功建立了多个系统化的网络体系。

生物多样性监测对于保护工作至关重要。2004年，中国科学院在森林生物多样性监测领域迈出了关键步伐，即构建了中国森林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该网络目前包括24个大型森林动态监测点以及超过50个面积介于1至5公顷的辅助监测地。该区域总面积高达580公顷，其中记录的木本植物种类有1827种，共计245万株，这些植物种类丰富多样，涵盖了从寒温带到热带的各类地带性森林类型。

在此基础上，2013年，我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简称Sino BON）正式开启建设进程，涵盖了动物、植物及微生物三大领域的10个专业监测网络以及一个综合性的监测管理中心。

这些监测网络已积累了大量宝贵的数据。目前，兽类监测网络在全国范围内部署了超过5000台红外相机，成功捕捉到了500余万张红外图像，记录了110余种兽类和370余种鸟类；而鸟类监测网络则利用卫星追踪器对140余种、超过4000只的迁徙鸟类进行了标记，收集了40多亿条数据，据此构建了目前东亚至澳大利西亚鸟类迁徙路线上的最全面鸟类监测数据库。

不仅限于监测，中国科学院在物种多样性保护领域亦同步取得显著进展。比如，藏羚羊、亚洲象、朱鹮等珍稀濒危动物的数量已显著提升，大熊猫的濒危等级也由“濒危”降至“易危”。在全球范围内，大熊猫保护或许堪称最成功的典范之一，我国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已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1100多只增至现今的1800多只。魏辅文长期致力于大熊猫的研究，他指出，这一成就得益于我国实施的严格保护政策，并成功设立了67个保护区。此外，这还得归功于坚实的科学支持，例如对大熊猫进化历程的深入研究。

中国科学院在全国范围内首次启动了对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体系的研究项目，成功实现了对61个物种的人工繁殖后进行异地保护，对9个物种进行了近地保护示范，并针对20个物种展开了回归试验示范。回想起十多年前初次发现漾濞槭的情景，当时这个物种在全球范围内仅存有5株。在深入进行人工繁殖技术及遗传多样性研究的同时，我们系统地进行了野外考察，共发现了12个分布点，共计577株漾濞槭。此外，我们成功人工繁育了超过5万株苗木，并实施了迁地保护、近地保护、种群增强以及回归自然等一系列抢救性保护措施，从而帮助漾濞槭摆脱了濒临灭绝的危机。中科院昆明植物园主任孙卫邦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如是表示。

在这些监测和保护任务的实施过程中，一个关键因素便是专业科学团队的默默付出。作为我国科学领域的“国家队”，中国科学院在生物多样性研究领域和保护行动上，已经设立了超过40个相关机构。这些机构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研究的多重领域，均发挥着领导与先锋的作用。该15个植物园（包括与政府合作共建的）总面积高达68319.7公顷，这一面积占比全国植物园总面积的67%；19个研究所收藏的生物标本和科普展示馆内展出的标本总数超过1870万件，这一数量占据我国标本收藏总量的一半；自2003年起，该平台负责建设，目前已实现329个标本馆或博物馆的1635万份标本的数字化。

落“关键棋”：摸清“家底”服务国家需求

构建大规模的基础平台与系统研究，有助于全面掌握我国生物多样性资源的家底，为深入了解当前资源状况提供了关键支撑。

实际上，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中国科学院便陆续动员了850余所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开展了40余次关于自然资源的全面科学调研，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目前进行的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第二次行程，以及即将启动的新疆自然资源科学考察第三次活动，都将为我国生物多样性的基础状况及其演变趋势提供详实的数据支持。张亚平如此表述。

历经众多科研工作者辛勤编纂的众多专著，包括《中国植物志》、《中国动物志》、《中国孢子植物志》以及《中国真菌志》等，我国已基本达到了在国家层面全面掌握主要生物群体及植被种类这一目标。

我国地域辽阔，自然环境多变，生物种类繁多。据悉，自2008年开始，《中国生物物种名录》每年都会发布最新年度的名单。2021年的名单中收录了11.5万个生物种类。据估算，2020年我国新发现的物种数量超过2400种，这一数字占到了全球新发现物种总数的10%以上。高等植物共有312种，脊椎动物包括100种，昆虫种类则有1322种，真菌类也有669种。

同时，在生物多样性资源的搜集与保存领域，中国科学院旗下40个研究所管理的73家生物资源库馆共汇集了735万份生物资源相关数据，这些数据涵盖了生物标本、植物资源、生物遗传资源以及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资源，构建了一个全面的数据体系。

以我国西南地区的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为参照，该库收藏了17,468种、共计25.8万份的生物种质资源。在这些资源中，野生植物种子有10,601种、85,046份，这一比例达到了我国种子植物物种总数的36.3%。此外，还包括了2200种动物组织材料和2280种微生物种质材料。这些资源有力地保障了我国特有物种、珍稀濒危物种以及那些在经济效益、生态价值及科学研究方面具有重大意义的物种的安全，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设施之一。

在生物多样性大数据平台的建设领域，中国科学院设立了国家微生物科学数据中心、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国家生态科学数据中心以及国家青藏高原科学数据中心等多个与生物多样性研究相关的数据平台，这些平台汇聚了大量的生物与生态信息，为共享提供了丰富资源。

借助这些研究以及搭建的平台，近年来，中国科学院的科研人员在该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相关成果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喜讯连连。研究结果表明，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远超保护成本，树种多样性的提升能显著增加森林生态系统的碳储存量。在2000至2010年期间，我国生态系统服务的定量评估已被广泛应用于国家生态保护红线规划、全国生态功能区划修订等多个领域。

布“强手棋”，携手全球应对挑战

目前，中国科学院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已拓展至全球范围。在这一网络中，海外设有多个关键节点，例如中科院中非联合研究中心、东南亚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以及中亚生态与环境研究中心等。

生物多样性保护不受国界限制，各国间的协作至关重要。这些科教融合中心对我国与世界各国共同推进相关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张亚平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透露，中科院在非洲、中亚等关键区域搭建的平台，得到了相关国家及地方政府的鼎力相助和共同建设，这不仅有利于区域人才的培养，也为这些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奠定了坚实基础。

他透露，在整个过程中，中国科学院也在积极协助当地政府解决他们关注的重大问题。例如，中国科学院—发展中国家科学院（CAS-TWAS）水与环境卓越中心在饮用水安全领域的交流合作，成功地将环境保护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合，赢得了当地政府和民众的广泛好评。

中国生物多样性科学在过去20年间取得了显著进步，这一成就令人振奋。我国在生物多样性研究领域的发展迅猛，投入力度巨大，正逐渐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研究、保护政策和实践领域的先锋。在近期刊载于《国家科学评论》的论文里，美国科学院的院士Peter Raven、波士顿大学的教授以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首席科学家均达成共识。

例如，由于多种环境压力导致生物多样性下降，以及臭氧等大气污染物的持续增加，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同时，在自然资源保护和开发的过程中，也不断出现冲突和需要权衡的关系。吕永龙，中国科学院的特聘研究员，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面对这些挑战，迫切需要在全球、区域乃至国家层面，制定并执行有关生物多样性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管理的战略。

马克平研究员认为，我国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对全球的影响正迅速增强，然而，科学领域的国际拓展却未能跟上这一发展速度。在国际合作层面，我国已取得初步进展，然而，这还远远不够。我们常常将全国范围的研究视为大规模研究，然而，真正的大规模研究应当是涵盖亚洲乃至全球的研究。作为我国科技领域的‘国家队’，中科院理应致力于填补科研领域的空白，依托科学的力量，主动投身于全球环境治理的进程之中。这位长期参与《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会议的专家如是表示。（冯丽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