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裴政墓发掘简报：确认墓葬形制与校正史料讹误

考古 2025年06月25日 08:42 湖北

陕西隋代裴政墓发掘简报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原载《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24年5月）

2020年6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位于西咸新区秦汉新城龚东村北的地方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一批属于隋唐时期的墓葬。在这些墓葬中，M8墓葬保存状况相对较好，并且从中出土了一合墓志。该墓志的墓主是裴政，他是《北史》和《隋书》中有所记载的河东裴氏家族的一员，其入葬时间为隋朝的开皇二年。这座墓葬虽然遭受了盗掘的破坏，但依然发掘出了超过一百件随葬物品。墓志的出土不仅有助于明确隋朝初期墓葬的结构和器物的典型特征，而且志文中的记载还能纠正多处历史资料的错误。

关键词：隋代墓葬；河东裴氏；裴政

一、发掘位置与缘起

2020年6月至1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的龚东村北部开展了考古发掘。这一发掘点位于汉哀帝的义陵南部，距离大约1.6公里；向西则是秦咸阳城遗址，相距约2.7公里；向北至渭河，相距大约3.6公里；而东南方向大约17.5公里处则是唐长安城的光化门（见图一）。在过去的考古调查中，我们曾在周边地区发现了一些战国时期的贵族墓葬，这些墓葬位于发掘区的东部，距离大约有700米，那里有数座封土依然保存完好的古墓。根据早年的调查结果，这些墓葬被认为可能是汉代的义陵的陪葬墓。

该地块是秦汉新城的政府储备区域，在此地考古挖掘中发现了151座古墓葬，其时代跨度包括汉代、西晋、十六国时期、北朝、隋朝、唐朝、宋朝、明朝以及清朝。在这些墓葬中，M8墓葬出土了一合墓志，记载的墓主裴政在《北史》和《隋书》中均有记载，他属于河东裴氏家族。以下是关于该墓葬的简要情况报告。

二、墓葬形制

M8型墓葬为南北走向，带有天井的斜坡墓道洞室墓，其开口位于近代扰土层之下，墓室朝向为175度。墓中设有天井和过洞各三个，墓道和天井的开口平面形状均为长方形，特点是口部较小而底部较宽，两侧略微向外倾斜。过洞的平面也是长方形，两侧墙壁垂直。墓道的总长度达到了21.2米。第三日，在井底东侧发现了一个浅浅的洞穴，洞穴内并未发现陪葬物品。该洞穴的平面形状为长方形，顶部呈拱形，四壁垂直，底部平坦，洞穴的入口宽度为1米，高度为0.85米，深度为0.32米。与之相连的短通道同样为长方形平面，顶部为拱形，两侧墙壁直立，长度为1米，宽度为1.2米，高度为2米。未发现封闭入口的迹象。墓室的平面形状接近方形，南北方向长度为3.4米，东西方向宽度为3.2米，残存的高度为2.1米。墓顶已经严重坍塌，东侧和北侧墙壁上仅存部分白灰涂料，这些涂料已经大面积剥落，没有发现其他颜色的涂料或线条的痕迹。在墓室中央底部，我们发现了直径大约为0.7米的近似圆形的火烧痕迹。

该墓葬曾遭受早期盗掘破坏。墓内共有两位墓主。在西壁下方，墓主的木质棺材痕迹尚存，保存状况相对较好。棺痕呈现梯形，南部较宽，北部较窄，长度约为2.3米，宽度在1至1.2米之间，残存高度为0.1米，棺板厚度为9厘米。在棺底，发现了一层约0.3厘米厚的石灰垫，其下方则是厚度达14厘米的淤土层。墓主人呈仰卧直身安葬，头部朝向南方，面部朝上，骨骼保存状况良好。在头部南侧，发现了黑色麻布的印迹，长度残存约44厘米，宽度约20厘米，这些痕迹可能属于冠帽或是衣物等遗物的残片。

在东壁的下方，墓主的木质葬具痕迹依稀可见，状况不佳；在木灰之下，还可见到厚度约为0.2厘米的白灰垫层，其分布呈梯形，北部较宽，南部较窄，整体尺寸为长2.1米，宽0.7至0.8米，底部并未发现淤土。墓主头部朝南，身体侧卧，面向西侧的墓主，下肢略微弯曲，骨骼的保存状况略逊一筹。

墓道南部区域发掘出一件破损的陶罐。在墓室内部，西侧墓主的棺材中陪葬有釉陶砚台、铁制镜子等物品，其双手和腰部位置有铜钱出土，头部和肩部则发现了可能是衣物或帽子上的铜制装饰品。而在东侧墓主的身旁，也发现了铜钱，并且其手中紧握着一尊石猪。墓志铭放置在墓室西南角，位于西棺外的南侧，且未被扰动过。墓室北壁下方有经过扰动的陶俑和碎片出土，这些遗物保存状况不佳（见图二、图三、表一）。

三、出土物

该墓共土陶、铜、铁、银、石等质地器物共119件。

（一）陶器

此陶罐共计一件，编号为M8:48，但整体破损较为严重。其材质为泥质灰陶，底部向下倾斜。罐内壁清晰可见轮制时的痕迹。该陶罐残存高度为21.6厘米，腹部直径为14厘米，底部直径为11.8厘米（见图四：8）。

这件釉陶辟雍砚，编号为M8:5，但已残缺不全。其釉色呈青绿色，胎体为灰色陶质。砚身呈圆形，配有子母口，底部设有21个小蹄足，不过这些足部均有破损。砚面呈现出圆润的鼓起形状。值得注意的是，砚面正反两面的中心部分均未施釉，且正面可见明显的磨痕。该砚的直径为8.3厘米，而残缺的足部高度约为0.9厘米（见图四：16）。

三件陶鼓，由红陶制成，呈圆形饼状，鼓面两侧绘有红色纹饰，其中一面设有小圆孔，是用于鼓吹俑的配套器具。尺寸分别为：M8:40号，直径2.5厘米，厚度0.8厘米，孔径0.2厘米（见图四第5幅）；M8:41号，直径3.9厘米，厚度1.5厘米，孔径0.4厘米（见图四第6幅）；M8:42号，直径3.7厘米，厚度1.5厘米，孔径0.3厘米（见图四第7幅）。

陶制碓具一件，材质为泥质红陶，损毁程度较高，仅存两侧的支架及部分背挡。支架呈现弯曲的角形，底部设有圆形孔洞。背挡近似梯形，顶端略微呈弧形，底部带有转折。编号M8:43，为侧支架，其高度为4.1厘米，宽度为1.4厘米，厚度在1.4至2.5厘米之间（见图四：11）。编号M8:44，同样是侧支架，高度为4.1厘米，宽度为1.8厘米，厚度在1.4至2.1厘米之间（见图四：12）。编号M8:45，为背挡的残片。高6.2、宽7.4、厚0.9~1.2厘米（图四：15）。

（二）陶俑

均泥质灰陶，半模制，俑身整体细瘦，背部平直。局部残留彩绘。

1 立俑

A型风帽俑共有两件。这些俑头戴风帽，帽顶低矮且平坦，面容圆润，神态显得十分悠闲。他们的上身穿着一件圆领内衣，外面则是一件交领左衽的窄袖袍，袍子的下摆触及膝盖，领口和下摆都装饰有较宽的衣边。这些俑的全身涂有橘红色的颜料，腰间系着一条带子。他们双手紧握成拳，放在小腹两侧，拳心处还留有小圆孔。下身穿着宽松的大口裤，脚尖向外侧分开。编号为M8:24的俑保存完好。其高度为14.2厘米，宽度为4.4厘米，厚度为2.2厘米（见图五：1）。编号为M8:25的俑同样保存完好。高13.6、宽4.6、厚2.4厘米（图五：2）。

B 型风帽俑共有两件。这些俑头戴风帽，帽顶呈高圆状，面部略显方形。上身穿着白色过膝长袍，内衬团领，外套直襟窄袖袍，襟口敞开，领口厚重且向外翻卷。腰间系有黑色腰带，双手握拳置于腹部两侧，拳心处有小圆孔。下身穿着裤子，足尖并拢，向前站立。风帽边缘和外袍襟内尚存有橘红色彩。编号M8:26，保存完好。尺寸为高16.5厘米、宽5厘米、厚2.7厘米（见图五：4）。M8:27，头部损坏严重。尺寸为高12.2厘米、宽5.2厘米、厚2.8厘米（图五：3）。

A型小冠俑共有四件。这些俑头戴高髻，头顶装饰着小冠，面容圆润。身穿内衬圆领直襟的长衣，外面罩着交领宽袖的红袍，袍子长度及膝，领口和衣襟处装饰有较宽的衣边。小腹微微隆起，腰部系着黑色腰带。双手紧握成拳，上下放置于胸前，拳心处有圆形小孔。两脚微微分开，脚尖向前。其中，M8:18号俑下身残缺，彩绘保存状况不佳。整体尺寸为高7.6厘米、宽4.1厘米、厚2.2厘米（见图五：5）。M8:20号俑基本保持完整。冠顶绘有鲜艳的红彩，面部与颈部涂抹了洁白的颜料，嘴唇点缀着朱红，内衣以深红色宽边勾勒出衣襟和领口。尺寸为高15.2厘米、宽4.3厘米、厚2.8厘米（见图五第9项）。M8:29号文物头部残缺，彩绘状况不佳。尺寸为高11.5厘米、宽4.2厘米、厚3厘米（见图五第7项）。M8:30号文物头部同样残缺，但彩绘保存状况略好。尺寸为高12厘米、宽4.2厘米、厚3厘米（见图五第8项）。

B型小冠俑共两件。这些俑头顶高髻，冠中插有十字形簪饰，面容圆润，微微上仰。身穿内衬圆领直襟长衣，衣摆拖地，外面罩着交领左衽的宽袖袍，袍领和襟边略窄，袍袖和摆均超过膝盖。双手在腹部交叉相握，拳心中有一个小圆孔。两足分开站立，足尖向前。编号M8:28的俑保存完好。其外袍上残留少许橘红色颜料。该俑高14.8厘米，宽4.3厘米，厚2.6厘米（见图五：10）。M8:21，头部和下半身均有损伤。彩绘状况不佳。尺寸为高7.7厘米、宽4.1厘米、厚2.4厘米（见图五：6）。

这件笼冠俑，编号M8:22，保存完好。其头部装饰有笼冠，黑色的平巾帻覆盖在额头，面部线条圆润，丰满而饱满。面部和颈部涂抹了白色颜料，嘴唇点缀着红色。身穿的是交领左衽的宽袖长袍，袍子长度及地，脚部未露。衣领和袖口都有涂有橘红色边的宽大衣襟。双手在腹部交叉相握，拳头中心有一个小圆孔。该俑的尺寸为高16厘米、宽3.9厘米、厚2.4厘米（见图五：11）。

2 骑马俑

风帽骑马俑共有四件。这些马匹已经破损严重，只剩下人物形象。人物头部佩戴风帽，帽顶扁平，身穿对襟右衽的窄袖袍，衣领和袖口处有较为宽大的边缘，腰部系有带子，双手紧握成拳，分别放在身体两侧，拳心处有微小的圆形孔洞，双腿呈分开的跨坐姿势。M8:33号俑，领口和袖口处尚存橘红色的颜料痕迹。其尺寸为高9.5厘米、宽4.7厘米、厚2.3厘米（见图五：12）。M8:34号俑，高9厘米、宽5厘米、厚2.3厘米（见图五：13）。M8:35号遗物，其头部不完整。尺寸为：高度6厘米，宽度4.8厘米，厚度2.5厘米（见图五编号14）。M8:36号遗物，同样头部缺失。其尺寸为：高度5.5厘米，宽度5厘米，厚度1.9厘米（图五编号15）。

两件甲士骑马俑，马匹均有所破损，甲装情况不明。甲士面容圆润，表情庄重，头戴头盔，顶部有尖角，颈部装饰至肩部，下巴处有护颈装置。身穿红色窄袖衣，外面披着铠甲，肩部配有护臂，双手紧握拳于腹部前方，模拟握缰绳的姿态，双腿分开呈跨坐姿势。编号M8:37的俑腿部下方残缺。整体尺寸为高9.5厘米、宽5.2厘米、厚2.6厘米（见图五：17）。编号M8:38的俑头部和腿部下方均有残损。高6、宽5.3、厚2.9厘米（图五：18）。

陶制马俑一尊。损伤严重，估计是骑马俑的碎片。材质为灰陶，马头低垂，耳朵尖细且竖起，颈部没有鬃毛的刻画，马背上可见部分马鞍的痕迹，鞍下配有垫子，并施以黄色颜料。编号M8:39，残存高度为10.8厘米，残长8.4厘米（见图五第16号）。

3 残俑

出土了一件小冠俑头部，其形状与A型小冠俑相似。编号为M8:19，该俑头的高度为3.65厘米，宽度为2.5厘米，厚度为2.1厘米（见图四：1）。

风帽俑头共有三件，其造型分别仿照A型风帽俑和风帽骑马俑设计。编号为M8:23的俑头，其唇部施以红色颜料。尺寸方面，高3.5厘米，宽2.7厘米，厚1.9厘米（见图四：2）。编号为M8:31的俑头，高3.7厘米，宽3.3厘米，厚1.8厘米（见图四：3）。编号为M8:32的俑头，高3.6厘米，宽2.8厘米，厚1.5厘米（见图四：4）。

A型陶马腿共计35件。这些陶马腿由灰陶制成，其蹄部特征显著，蹄跟部分向内凹陷，而蹄尖则向外突出，踝关节同样突出明显。具体尺寸如下：M8:46-1，残高为8.2厘米（见图四第13号）；M8:46-2，残高为9.4厘米（见图四第14号）。

B形马腿共计18件。这些马腿由泥质灰陶制成，其蹄部特征显著，蹄跟略微向内凹陷，腿部形状近似圆柱，各关节处没有明显的突起。具体尺寸如下：M8:47-1的残高为6.4厘米（见图四第9号图）；M8:47-2的残高为6.5厘米（见图四第10号图）。此外，还有一些无法修复且特征不够明显的陶俑残片，编号为M8:12。

（三）金属器

铜制条状装饰品，共计一件。其尺寸为M8:6，呈长条形，弯曲且无固定形状，已断裂成三部分，两端遗失，形成两股，每端均带有类似花苞的头部。此物与西侧墓主头部所遗留的麻布痕迹一同出土。直径约为0.8厘米，长度为6.6厘米（见图六：6、12）。

这是一件管状铜饰件，编号为M8:14。其形状为长方形中空，一面是较大的长方形底部，底部一端呈圆弧形，而背面则各有一个平头的小圆钉。根据推测，它可能是服饰的配件。该饰件的尺寸为长3.7厘米、宽1.3厘米，管孔的宽度为0.8厘米，高度为0.6厘米（见图六：10）。

银制卡片，数量为一。尺寸为M8:7，其器身呈弧形弯曲的圆柱形。一端较为扁平，表面分布着未完全穿透的小圆孔，而另一端则呈现出类似花蕾的形状。表面光洁无纹饰。直径约为0.36厘米，长度为3.1厘米（见图六：1）。

铁制镜子，共计一件。编号为M8:13，其损坏程度较为严重。镜面呈半圆形，边缘平坦，但由于锈蚀严重，无法详细描述其背面纹饰。直径约为17.6厘米，厚度在0.6至2.3厘米之间（见图六：13）。

该铁钉为一枚，直径为M8，呈条状，表面锈迹明显。其整体形状接近“丁”字，顶部略微向两侧伸出，底部两端则向内收缩，类似于凿子的头部。尺寸为长8.2厘米、宽1.1厘米、厚0.36厘米（见图六编号11）。

铁制刀具一件。尺寸为M8:16，已残缺，仅存刀身部分，柄部已失，尖端略有损坏。刀身前端较薄，逐渐向柄部变厚，双面开刃，横截面呈三角形。表面可见多处木质腐朽痕迹，推测为鞘的残留部分。残长为12.4厘米，宽度在1.3至2.8厘米之间，厚度在0.2至0.7厘米不等（见图六：9）。

铅制托具，数量为一。尺寸为M8:49，保持完好无损，呈实心方形，中央部分较厚，而两端则呈弧形且较薄（见图六第8项）。

（四）铜钱

共计29枚铜钱，依据钱文内容可分为“永通万国”和“五铢”两大类（详见表二）。其中，“永通万国”铜钱皆发现于西侧墓主棺材之中。这些铜钱呈圆形方孔，直径偏大，边缘有郭，工艺精湛。钱文采用篆书，字形规整且易于辨认。“五铢”铜钱则出土于东侧墓主棺材及墓室中央。同样为圆形方孔，但直径略小于汉代的五铢铜钱，外郭较宽，内郭仅余背郭，形状较宽扁。钱文亦为篆书，字体整体显得较为瘦长。笔划呈五字状，笔直延伸，上下横画不超出头端，近似于三角形。铢字顶部呈三角形，四点排列整齐，朱字上下部分转折清晰可见。

（五）石器

手中持有1件文物。该件作品于M8:15出土，呈乳白色，由石灰岩制成，表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腐蚀。整体造型以写意风格描绘了一只猪的形象，猪身呈伏卧姿态，四肢紧贴身下，尾巴下垂紧贴臀部。猪的大耳朵紧贴头部一侧，鼻尖略微上翘，面部巧妙地钻了两个小圆孔来代表双眼。该文物的尺寸为长3.2厘米、宽1.2厘米、高1.5厘米（见图六：7）。

（六）墓志

M8:4号文物，呈正方形，其材质为深灰色石材，由志盖和志石两部分构成。志盖顶部采用盝顶式设计，其正中央以双阴线划分出方形的界格，上面阴刻着篆书文字“大隋上仪/同太子左/庶子裴府/君之墓志”，分为四行，每行四字。四边侧面为素面，无任何纹饰，志盖的边长为58厘米，厚度为7厘米（见图七）。志石正面绘有精细的棋盘格子，四周平整无装饰，顶部阴刻有35行楷书，每行35字，总计1182字，国号和帝号前并未留有空白，边长为58.5厘米，厚度为8厘米（见图八）。其中部分空缺以特定符号标注，模糊不清的部分则以█代替。志文内容如下：

大隋使持节上仪同大将军太子左庶子新义县开国侯故裴府君墓志序

白珩非珍宝，简主因之而受诮；黄裳象征吉祥，子服以此自尊。由此可知，川岳降神，不拘金碧，山河带来福祉，实为崇高美德。至汉末，风气崇尚风流，卫虎王眉，玄情河瀉，安仁平叔，文采飞扬。至于金玉与音律相比，脂粉才显皎洁，此风非同寻常，源自远方，无愧昔人于闻喜之邑的追求。君姓裴名政，字德贞，河东人士。鼻源伯益，启族非侯，传承久远，记载于史策之中。八骏声名远扬，千里之外也能自由驰骋。其潜藏之才，如同桂床之简约，其显赫之明，犹如举世瞩目的光辉。司空画地成图，执法严谨，行为端正。楷模清正通达，声名远播，才智出众，享有盛誉。其才华横溢，独步江湖。对于君主，他忠诚无比，九叶子孙，世代相承，无人能出其右。祖辈深邃，曾任梁朝侍中、左卫将军、豫州刺史、夷陵壮侯。功勋卓著，气吞韩白。考之礼制，官至左卫率、黄门郎、徐州刺史，承袭夷陵毅侯之爵。孝顺尽于家庭，忠诚显于国家。你乃毅侯的长子。/年幼时便已显露出非凡的才华，学识渊博，八岁便开始学习诗歌，志向明确，名声远扬，遍访名师，对道术的疑惑已无增无减，气质清新，如同明镜般清澈。后来，你在章王府担任法曹参军，江左地区的这个职位，都是名门望族所把持，你所乘坐的绿车，更是选用了特殊的款式。在遭遇父亲去世的悲痛之际，你尽到了孝道，服丧期满后见到皇帝，/你瘦弱到无法穿戴衣冠，面对皇帝的威严，无声地泪流满面，皇帝对你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赞扬。随即，你被任命为太子舍人，负责通经职和掌故工作，出入宫闱，受到皇帝的特别关注。俄而赴任会稽诸暨令，浙江之地，萧山陆海，详察周密，清正廉洁，归朝复命。金陵失控，/面临困境西行。梁世祖元皇帝屡次授予散骑侍郎、太子庶子、黄门侍郎兼管籥领之职。虽值秋兴之际赋诗，手持戟矛未感疲惫，章城不失雄壮之声，龙楼常有文雅之作。本国不图进取，却向西方远行。周太祖文皇帝一方面降尊纡贵，/焚烧棺木以示礼遇。魏后三年，授予仪同三司、新义县开国子之位。虽享有邻邓骘的荣耀，却常为孙秀的悲哀而泪流满面。周建德二年，他被任命为淅州所领南乡的太守。在任期间，他治理有方，追求清静，关心民生疾苦，离任时，道路上车辙纵横。六年后，他被授予上仪同、定州博陵太守的职位，但未能赴任。同年七月，他被改任为载师中大夫，负责管理民众官员，职务涉及教育机构。大象元年，他又被任命为典祀中大夫。自从儿子成为伯父以来，太常的酒不再有酸味，衣冠的桥梁不再损坏，各种礼仪得以有序进行，五种礼仪都焕发出光彩。在大隋变革之际，他巧妙地选拔了宫廷属官。左庶子之位被授予，转任为国侯。皇太子修养德行，震慑四方，专心致志，凝聚精神，引导君主清廉严谨，屡次听取嘉言。然而，白驹难以束缚，非孙周之力所能驾驭；黄壤之地易于亲近，岂是崔父所能阻止。积累善行却无以庆贺，久病不愈，六十二岁那年，在长安县清官乡洪固里的宅邸逝世。皇帝深感哀悼，储君心情悲痛，下诏追赠襄州诸军事、襄州刺史，封号依旧。赠赐丰厚，吊唁慰问络绎不绝。君主遵循先人的教诲，不让习气蔓延。不涉足于军事之谈，专攻经典与古文，精选其中的精华，不拘泥于篇章的细节。擅长草书和隶书，精通新颖的文学，辩论中能把握关键，举止得体，至于落笔成章，随兴而成楷模，题写篇章令人警醒，随即被乐师采用。撰写《太清实录》，共分为九卷，文辞既优美又善辩，论述中不失其德。琅琊王裒、新野庾信阅读后赞不绝口，称：“自《宋略》之后，又有如此文采。由此可见，河东之地，史才接连不断。”唉，真是令人感慨万千！龟卜与筮法相合，人的谋略得到认可。开皇二年，岁次壬寅，七月三十日，壬申时，永葬于长安县北原的白起乡孝义里。魂魄追随画柳飘荡，越过清渭水却不再回头；马蹄追逐着华丽的车辆，背离了兰池，徒然空转而返。嗣子南金，心中充满忧虑与愧疚，担忧精卫填河、愚公移山的故事成真，青石难以雕刻，芳兰空有香气却无人欣赏。于是，他向父亲的朋友、沛国的刘臻请教，请他撰写墓志铭，平原明让与他的姻家，才情横溢，声名远播，于是请求他撰写铭文，于是撰写了如下铭文：

山川连绵，地轴交汇，水流汇入天河。灵槎顺流而下，仙女路过。神灵降临此地，气氛清新宜人。一宗之中，英才辈出。鸟儿飞翔，蝉鸣不断，规矩井然。豫部宣扬风气，雨水滋润大地。翱翔天际，威猛如卧虎。刚柔并济，文武双全。谁是继承美好的人，那便是这位佳人。玉石温润如玉，竹子挺拔坚韧。云彩依傍山岭，微风轻拂树林。流连于山川之间，心旷神怡。孝顺父母，忠诚侍君。在禁宫中留下身影，飞舞的丝带清晰可见。楚地之才，为晋所用，皆能远至朝廷。编纂国史，香臭分明。正值驰骋大道，却急速归隐山洞。春日黄莺思念陇地，秋月悲鸣高峰。夏日云抱山岫，冬日雪映松柏。四季更迭，岁月催促。白杨树风中摇曳，青竹烟霭浓重。我与斯人，共泛江汜。房屋相望，同处一乡。世事变迁，市朝更迭，地迁至梓。以美好姻缘相结，生死均分。怎不令人感慨，泪如泉涌。坟墓草色尚新，深切的悲痛尚未平息。灵堂之门即将开启，以彰显君子之德。

四、结语

该墓葬的年代可以确切考证，墓主裴政于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安葬于此，这在关中地区发现的隋代墓葬中属于较早的一例。墓中陪葬的物品依然保留着北周的明显风格，例如陶俑背部相对平坦，以及出土的“永通万国”铜钱等。然而，某些陶俑，比如B型小冠俑和笼冠俑，其人物的面容和服饰描绘得相当细致，尤其是袖子长长地垂至两侧，这种形象又透露出隋代陶俑的特征。

墓室内部虽然遭受了严重的盗掘破坏，然而裴政的棺木区域并未出现显著的混乱迹象。陪葬物品显得朴素而不华丽。尽管墓主生前居住在三层井的住宅中，且属于中高级别的官员，但与同时期稍晚、官职相当的李裕墓（建于大业元年）、张綝夫妇墓（建于大业三年）、苏统师墓（建于大业四年）、元威夫妇墓（建于仁寿元年）相比，墓中并未发现白瓷、玉器等贵重物品，这反映了周末至隋初时期流行的简朴葬俗。墓室中央发现的环形红烧土痕迹，或许标志着曾经进行过燎祭葬仪的迹象。然而，考虑到墓葬曾遭受盗掘，这痕迹也可能是盗墓行为留下的。因此，我们只能暂时提出这一假设，并期待未来更多的考古发现，以促进对该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裴政，河东裴氏一脉的传人，在《北史》和《隋书》中均有其传记，而他的祖父裴邃和父亲裴之礼，在《南史》和《梁书》中也频繁出现。这位人物在萧梁晚期至隋朝初年，是政治舞台上的活跃分子。墓志的发现对于修正流传文献中对裴政及其家族的记载失误大有裨益，《隋裴政墓志考释》对此已有详尽探讨，此处不再赘述。

墓室内虽埋葬了两位逝者，然而在文献资料和墓志铭文中，均未找到关于裴政妻子的记载。裴政在萧梁时期曾担任官职，后来又历经了侯景之乱以及西魏攻占江陵等惨烈的战争，最终无奈之下只得北迁至长安。或许他的正室妻子已故去或在南方流散，这才使得他们无法一同安葬。墓室东侧的棺木保存状况不佳，所用材料也较为简陋，陪葬品极其简少，甚至可能是妾室的棺木，具体身份尚有待体质人类学分析研究的进一步揭示。

项目负责人：许卫红

发掘：张杨力铮、狄明、王西林、段朝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