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研究范文，涵盖多阶段成果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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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作为最早开通的连接亚洲、欧洲和非洲三大洲的文化交通要道，其沿线各国在历史长河中，服饰文化交流频繁且紧密。这种互动促进了我国服饰文化在传承、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吸纳了众多优秀的异质文化元素，使得其呈现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崭新风貌。梳理“丝绸之路服饰艺术交流”的相关研究后，我们发现这些成果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丝绸之路的概述性、全面性的探讨，且其研究范围正逐步扩大，服饰艺术和文化逐渐成为研究焦点；而在过去30年间，以服饰为切入点对丝绸之路文化交融的研究呈现出多样化特点，大致可以分为通论、专题和案例三大研究类型。目前，在国内外学术界，以“服饰”为视角来探讨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研究成果，大多以论文形式零散地发表，存在重视纺织而轻视服饰、重视陆上丝绸之路而轻视海上丝绸之路的现象，而对于系统研究丝绸之路服装史的专著，则尚未出现。
关键词:丝绸之路;服饰;艺术;文化交流
丝绸之路被赞誉为“两千年来始终引领人类文明走向的世界交汇点”，它所拥有的陆上与海上通道，曾是全球的神经枢纽。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文化、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等，相互碰撞，交织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丝绸之路服饰文明画卷。近年来，丝绸之路艺术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崭露头角，成为学术探讨的新焦点。“丝绸之路服饰艺术交流”这一议题，在丝路艺术研究和我国服装历史与理论研究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本研究计划整合国内外已公布的相关学术成果，对丝绸之路服饰艺术交流的学术研究现状进行系统梳理与评价。
1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的研究背景及现状
丝绸之路作为世界上最早开通的，连接亚洲、欧洲和非洲三大洲的交通要道，同时也是一条历史悠久、光彩夺目的文化“长河”。然而，正式将这一名称定为“丝绸之路”是在19世纪70年代，德国的历史地理学家RICH-［1］首次提出了这一概念。他称古代中国从长安出发，经过西域，直至希腊和罗马的陆上交通网络为“丝绸之路”，这一称呼在德语中也有对应的表达。当他的著作被翻译成英文后，“丝绸之路”这一名称便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采用。“海上丝绸之路”这一概念源自陆上丝绸之路的拓展，最早由我国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提出。
在汉语语境里，“丝绸”这个词汇指的是所有由蚕丝纤维编织而成的织物，而在英语里，“silk”一词则涵盖了更广泛的内容，包括蚕丝纤维、丝线、丝绸面料，以及由蚕丝面料制作而成的各种成品。“丝绸”，作为一种商品或流通货币，在通过海上和陆上的丝绸之路进行运输、交换和销售后，通常还会经过进一步的加工处理，最终制成各式服饰供人们穿着。这一过程，不仅是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物质交流的桥梁，也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
广义上的“服饰”涵盖了用于装饰身体的具体可见物品，这包括了穿着衣物、佩戴饰品以及美容化妆等行为。在丝绸之路沿线的各国之间，服饰艺术的交流远不止于简单的物质交换与艺术相互借鉴，其背后蕴藏着极为复杂的社会动因。这种交流反映了特定区域内族群的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并汇聚了科技、文化、艺术、经济、政治等多个方面的要素。观察中国服饰文化的演变历程，若将其置于丝绸之路的背景下，便会明显看出：得益于丝路沿线国家间历史上频繁而深入的服饰文化交流与互动，中国服饰文化在继承、进步、演变的过程中，得以持续吸纳众多卓越的异质文化元素，从而使得中国服饰在款式、面料、纹样等方面展现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崭新风貌。因此，从学术研究的视角出发，“丝绸之路服饰艺术交流”这一主题在丝路研究以及我国服装历史理论领域，无疑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和关注的重点课题。
由于历史条件的多重制约，我国服装发展历程的研究往往侧重于对国内服饰的分期探讨、民族地域特色分析以及具体案例的研究，整体上较少具备全球视角和跨文化的理论支撑。自从“丝绸之路”这一概念被提出后，全球范围内对“丝绸之路”这一主题的综合性研究已经成为了显学，而国内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也正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自2013年“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等战略构想被提出，国内外社会对丝绸之路的关注度显著上升，学界也因此迎来了丝路文化艺术研究的新机遇和热潮。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笔者查找到了截至2018年9月10日的相关论文资料，涉及丝绸之路的综合研究共有24781篇（时间跨度为1972年至2018年），关于丝绸之路文化的论文有2107篇（时间范围为1985年至2018年），交流方面的研究有518篇，艺术领域的成果为193篇（1981年至2018年，1981年之前并无相关研究），纺织领域的论文有81篇（1997年至2018年），艺术交流方面的研究有10篇（1997年至2018年），至于丝绸之路服饰艺术的相关研究，仅有5篇（2011年至2018年）。尽管这些数据统计存在一些偏差，但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尽管关于丝绸之路的研究成果丰硕，但针对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的深入研究还未得到国内学者们的普遍关注。
2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相关文献综述
经过对丝绸之路相关研究成果中关于“服饰”以及“文化艺术交流”的论述进行整理分析，可以发现，自20世纪起，国内外学术界对丝绸之路服饰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主要阶段。在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研究的初期阶段，这一阶段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两个不同的时期：首先，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研究主要集中在丝绸之路的概述和整体性探讨，其特点在于研究较为全面，但深度不足，且以服饰为切入点的成果发表较为罕见；其次，在20世纪60至80年代，丝绸之路的研究逐渐深入，涌现出大量断代史研究以及专题和案例研究成果，以服饰为视角的研究成果发表数量逐渐增多，服饰的国际化交流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同时，比较性研究领域的成果也陆续问世。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研究正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跨越了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近三十年。在这段时间里，丝绸之路沿线的服饰艺术交流基础研究实现了跨越性的进步，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学术机遇，其研究成果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2．1早期丝路历史研究成果中有关服饰和对外交流的部分
历经百年，我国及德国、法国、瑞典、日本、俄罗斯、英国、美国、印度等国的学者们纷纷投身于丝绸之路的研究领域，他们各自从独特的视角出发，共同推动了丝绸之路研究领域的国际化视野不断拓宽。在早期对丝绸之路及中外文化交流、文化对比的研究文献中，部分学者对丝绸之路的服饰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这为深入研究丝绸之路上的中外服饰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
自1877年“丝绸之路”概念被提出以来，西方世界涌现出一股热衷于探索中亚深处的地理与历史的探险热潮。众多学子以及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等先驱者，他们率先对“丝绸之路”所经过的国家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尤其是对中国的新疆和西藏地区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到了20世纪30年代，斯文·赫定将这些研究成果集结成书，出版了著名的《丝绸之路》一书。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一位英国籍的匈牙利探险家和地理历史学家，自19世纪末起，足迹遍布印度、克什米尔、伊朗、叙利亚、阿富汗以及中国的新疆和甘肃等地，共进行了四次考古探险考察。他的研究焦点集中在丝绸之路葱岭古道沿线。他所著的《古代和田》和《西域考古图记》等书籍，详尽地记录了他的探险考察成果。在《西域考古图记》的第22章中，斯坦因对发现的藏经洞中的绘画、刺绣和织物等进行了详细描述；而在第24章中，则记载了千佛洞的织物。法国东方学者保罗·伯希和自1906年起，踏足新疆喀什、图木舒克、阿库尔、克孜尔等地，对佛寺与石窟展开考古挖掘工作。在此过程中，他发掘出众多健陀罗艺术品，以及大量的古梵文和龟兹文写本；1908年，他盗取了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文书和珍贵绘画，共计3000余卷，同时还有众多纺织刺绣艺术品，并拍摄了数千卷文献照片。保罗·伯希和的著作极为丰富，其中《马可·波罗行记注》和《伯希和考古文献》等作品，即便在当今，对于学者们进行古丝绸之路服饰文化交流的研究，依旧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学术资料。
1975年，日本学者加藤九祚与前岛信次携手合作，共同创作了《丝绸之路事典》一书，该作品在亚洲学术领域内，堪称对丝绸之路研究较早且具有重要地位的著作。中国学术界随后相继推出了多部关于丝绸之路的古代资料汇编文献，其中，张星烺的著作[4]对17世纪中叶（明末）之前的中外史籍进行了系统整理，这些史籍记载了我国与欧洲、非洲、亚洲西部、中亚、印度半岛等地的交流互动。书中不仅对一些地名和史实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和考证，还收集了众多关于域外各国服饰、风俗和人情等方面的史料。此外，吴丰培所编撰的《丝绸之路资料汇钞》以及牟实库担任主编的《丝绸之路文献叙录》等著作，均对与服饰相关的资料进行了收录。
在“丝绸之路与对外交流”这一专题研究的早期成果中，同样蕴藏着大量对探究丝路服饰文化交流极具借鉴意义的信息。向达从文化交流的视角对中国与欧洲各国间的交通历史进行了概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等机构编纂的图集中，对文物进行了详尽的介绍，且图版质量上乘；冯作民对罗马与东方在纺织服饰贸易交流方面的具体内容进行了阐述；日本学者书上诚之助对日本古典服饰上采用的狩猎纹样在丝绸之路上的起源和流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沈光耀在其著作中讲述了丝绸之路海上与陆地贸易路线的形成与演变，并分析了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这对于理解丝路贸易的历史背景具有重要意义；常任侠则介绍了香料与装饰艺术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历程。此外，周一良的著作《中外文化交流史》中，以及中国文化书院讲演录编委会编纂的《中外文化比较研究》里，还有缪良云所著的《中国历代丝绸纹样》一书中，都详细探讨了中外服饰交流的历史背景、发展脉络以及艺术特征。此外，诸多散见于不同刊物的学术论文亦值得关注，诸如日本学者高桥健自的《从古代遗物看大陆文化的传入》、陈竺同的《探讨汉魏时期异国颜料传入的历史》、李均祥的《中日羽衣传说的对比研究》等，它们对丝绸之路服饰文化交流的具体案例进行了详尽的论证与分析。
在1987年之前，丝绸之路的研究焦点主要在陆上通道。那一年，为了凸显中西文明交汇时产生的丰富文化交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出决策，对“丝绸之路”实施全球性的综合研究，推出了“对话之路：丝绸之路的整体性研究”项目。此举不仅唤起了全球范围内对丝绸之路的关注，同时也标志着丝路研究迈入了以“海上丝绸之路”为特色的新历史时期。国内迅速推出了众多研究成果，其中包括彭德清、庄为玑等人以及姜培玉、吴家诗等学者的专著，还有广东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和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单位的作品，这些研究对古代丝绸之路中外服饰交流的海上传播途径和状况进行了全面的概述性探讨。
2．2近30年来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相关研究成果
中国服饰文化在各个历史阶段展现出了独特的风貌，这些特点不仅反映了文化的对外交流，还体现了设计上的创新，这一切都与我国本土文化的软实力建设与发展紧密相连。在过去的30年间，从服饰角度切入的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研究展现出更加丰富的多样性。
丝绸之路的开通与构建促进了中外物质及精神文明之间的互动，其影响在深度与广度上均超越了最初的设想。在过去的30年间，学术界对丝绸之路进行了大量的通论性探讨，其中部分研究内容涉及到了服饰文化的领域。
《中国丝绸之路交通史》一书详细记录了丝绸之路公路交通网络的历史资料，同时分析了不同时期交通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主次地位的变化，为探讨服饰文化交流的地理走向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李明伟[18]从丝绸之路贸易的历史视角出发，揭示了先秦、两汉直至明清时期，中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双向乃至多向交流的丰富史实。这些史实不仅为探讨丝绸之路上的纺织服饰商贸活动提供了宝贵资料，而且为研究参与这些活动的外国商人所引入的异域服饰文明，提供了直观且丰富的素材。
部分中外学者在其著作中，对丝绸之路沿线服饰的历史资料进行了介绍，并阐述了相关的历史记录情况。杨蕤以10至13世纪的陆上丝绸之路为研究焦点，对中外历史文献中记载的中国五代、宋、辽时期的诸蕃朝贡以及朝廷回赐情况进行了详细统计，并对唐、五代、宋时期丝绸之路所贡献的物品及外来物种进行了统计和对比分析，其中服饰品占据了很大比重；薛爱华则引用古代汉文典籍，罗列了唐代传入的服装、纺织材料、制作服饰品的宝石和金属、丝绸染料以及化妆颜料。服饰艺术交流领域的研究并非单纯的纯理论研究，它依托于具体的服饰品作为物质基础，并在多方、多样、多层次的交互作用中展开，这种研究既涉及研究方法的深入，也涵盖了学术视野的广阔，因而展现出极高的专业性、学科间的交叉性和整体综合性。刘瑜[21]认为，对丝绸之路服饰艺术交流的研究应当分为三个阶段逐步深入：首先，从服饰的物质属性入手，分析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和地区的服饰款式、造型、设计以及工艺等具体特点；其次，探讨人与服饰共同构成的穿着体系，涵盖人们穿戴和搭配服饰的方式，以及服饰对人体的展现和教化作用；最后，从服饰的社会属性出发，重点研究那些展现服饰艺术融合现象，并探讨其与政治、经济、宗教、环境、生产力以及艺术审美等社会要素之间的关联性。
这些研究成果具有通论性质，它们揭示了丝绸之路沿线各地区的服饰文化之间存在着相互理解、吸收、借鉴、衍生以及创新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进行丝绸之路服饰文化的系统探究，其目的是要深入了解，在丝绸之路这一历史悠久的贸易与文化交流的背景下，人们的日常着装习惯这一行为模式，是如何沿着这条连接东西方的重要通道，在不同地区、民族、宗教等不同环境下相互交流与影响的；同时，也要探讨“服饰”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在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国家、地区之间所展现出的差异、相似之处及其相互联系。
专题性研究聚焦于丝绸之路服饰艺术的交流与融合。这种交流呈现多向性和流动性特征。沿线的国家和地区通过相互模仿款式、借鉴纹样、促进工艺发展以及文化的融合，实现了资源共享，进而催生了一系列丰富多彩且独具特色的艺术表现形式。众多学者针对这些服饰上的综合艺术表达形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敦煌服饰艺术沿丝绸之路的研究始终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构成了敦煌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通过在中国知网上的检索，以“敦煌服饰”为关键词，发现相关研究成果竟有405项之多。敦煌莫高窟位于我国西北边陲，坐落在中原王朝与西域少数民族政权的交汇处，自古以来便是丝绸之路上的关键商品贸易与文化汇聚之地。这里的历史居民及过往行旅者的国籍与民族构成极为多样，而敦煌本地的服饰艺术与外来文化的融合也表现得尤为显著。
敦煌莫高窟藏品中涵盖了北朝至宋元时期的壁画、文书、帛画等文化遗产，这些藏品中蕴含着众多服饰图像及文字史料，价值丰富且珍贵。卢秀文等人对敦煌壁画中展现的文化交流之服饰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郑炳林等人针对敦煌地区的多个少数民族，包括曾统治敦煌的以及曾在敦煌开凿石窟的，从服饰文化这一视角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搜集并整理的服饰图像和资料，涵盖了匈奴、吐蕃、回鹘、鲜卑、党项、蒙古等六个民族。2016年，敦煌研究院推出了《敦煌石窟艺术全集》共26卷，其中第23卷专论“服饰画卷”，详细梳理了供养人、世俗人士以及佛国人物三大类服饰，对敦煌石窟中的服饰图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此外，类似的著作还包括由樊锦诗和谭禅雪共同编著的《中世纪服饰》。
在7至14世纪，我国成为全球最强大的帝国之一。唐朝时期，与海外有官方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超过70个，而与宋元时期交往的国家和地区更是多达140多个。这一时期，关于丝绸之路沿线中外服饰文化交融的专题研究成为热点。在7至8世纪，正值我国唐代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时期，这一时期异域文化的潮流对中原地区的服饰审美和款式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而引领了那个时代的服饰风尚。这一时期的文献中，王若诗[26]的研究尤为突出，她从《全唐诗》出发，深入探讨了唐诗中对当时服饰的描绘，进而揭示了唐代在丝绸之路的熏陶下，服饰领域发生的诸多变化，包括胡服的流行、时世装对胡服元素的借鉴、异域舞蹈服饰的兴起、民间服饰潮流的演变以及新型服装材料的出现等。马勒JG在其作品中详尽地运用了全球范围内发掘出的、被称作具有西方人（胡人）特征的唐代雕塑，并通过绘画和文献资料，对这些雕塑的类型、特征、年代和族群归属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些分析中包含了丰富的胡人服饰资料，对研究唐代西域在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方面的状况以及胡人在社会生活中服饰形象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在10至14世纪期间，宋元时期的服饰对胡服的元素进行了深入的改造，从而塑造了中原服饰体系中的新风格。张飚雪在研究中指出，胡服的元素在宋代已经逐步被汉族的服饰文化所接纳，其中一些胡服元素甚至成为了朝廷官员服饰的一部分，或是被融入到了官服的设计之中；在宋代的服饰中，如上领、靴鞋、幞头、銙带等，都是宋人在吸收和创新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汉化特色的胡服。李咏对民族文化交流如何影响宋代服饰的演变及其相关知识进行了深入分析。在13至14世纪，朝鲜半岛的高丽时期与蒙元王朝建立了紧密的联系。金文淑探讨了高丽时期服饰中的蒙元风格元素，并分析了这些元素在服装款式和名称上对现代韩国服饰的持续影响。在伏尔加河和顿河流域的北高加索地区，游牧贵族的墓葬中发掘出了13至14世纪中期的服装及丝绸制品。兹维思达纳·道蒂对该区域出土的服饰和纺织品进行了细致的组织结构研究，结果表明这些织物采用了中国传统的丝绸织造技艺，并据此推断它们展现了蒙古时期较为先进的丝绸织造技术。
随着某种服饰符号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日益显著，这种影响会逐步演变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服饰现象；而每一种这样的现象都可以细分为具体的实物和相应的行为特征。在学术界，针对丝绸之路沿线出现的服饰现象，已有众多专题性的研究成果，例如对希腊化时期丝绸之路服饰中流行的“希腊风格”现象进行的深入研究。数个世纪以来，丝绸之路周边地带持续受到源自希腊的东方传播文化的深远触动，孕育出一种融合多元、吸纳万象的希腊风格艺术，这种艺术在纺织品、壁画以及雕塑等方面均有显著展现。艺术研究者将亚历山大大帝于公元前323年离世至罗马于公元前30年征服托勒密王朝的这一段时间，称之为“希腊化时代”，同时也是马其顿希腊文明向东方扩展的时期。在这一阶段，希腊的艺术与文明通过丝绸之路（包括陆上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在北非及西亚地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李京泽[32]提出，亚历山大的远征标志着“希腊化”时代的来临，结束了古波斯与古希腊长达百年的争斗，然而，这也预示着东西方文明将迎来新一轮更为激烈的文化碰撞与交流。王蕴锦[33]对阿富汗希伯尔罕“黄金之丘”出土的众多服饰配件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提出这些文物应归属于希腊化晚期的作品。其中，日月星辰金垂饰、龙形飞翼双马神守护国王金垂饰以及格里芬混合中国狮虎造型的金扣饰等黄金饰品，不仅展现了中、波、西、中亚草原等多地艺术风格的融合，也彰显了那个时代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技术手段的精湛以及审美观念的成熟。此外，这些饰品还揭示了不同民族间传统信仰的深入交流。
希腊化了的西亚居民将希腊风格的佛教艺术带到了印度西北部的一隅边界地带，那里许多服饰上还保留着对希腊罗马风格的模仿痕迹。这种希腊文化伴随着犍陀罗艺术的流传而继续向东扩散，其影响甚至远至新疆塔里木盆地的西域城邦各国。与此同时，在中国同期佛教壁画和雕塑中，我们也能看到这种文化的体现。在19世纪末的早期，探险者们于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古城遗址，揭示出了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希腊式壁画及诸多艺术品。学者陈晓露、赵艳、满盈盈等人，对“丝绸之路佛教服饰的希腊化”这一研究课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与论证。
17—18世纪，欧洲服饰界兴起了一股“中国风”热潮，这一时期的欧洲服饰艺术作品流露出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和强烈向往。学者修·昂纳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探讨了从中世纪到18世纪，西方艺术家和工匠对东方文化的认知及其在艺术创作中的表现手法。王洪斌[38]立足于全球历史的视野，选取以东方奢侈品为标志的物质文化“西进”现象作为研究切入点，深入剖析了东方文明在英国文明转型与发展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王洪斌指出，东方的丝绸等高档商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大量涌入英国市场，逐渐被英国民众所接纳，并由此引发了英国服饰观念的转变。这一现象引发的“中国热”对英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纺织和服装制造业等领域。他进一步阐述道，所谓的“中国风”起源于欧洲人对东方的憧憬，起初源于对异域物品的好奇心，随后逐渐演变为对美的追求。迈克尔·苏利文[40]提出，研究18世纪欧洲的艺术审美发现，当时欧洲民众所受到的中国艺术影响实际上远超他们的自我认知。袁宣萍[41]对这一服饰现象进行了深入剖析，并探讨了其作为当时中国风格与巴洛克、洛可可服饰纹样设计相结合的代表性案例。她指出，欧洲人在服饰表面装饰中运用中国元素，旨在追求异国情调的呈现，然而，他们对这些元素的深入探究却显得不足。
经过对相关专题研究成就的细致审视，我们深刻体会到了丝绸之路服饰艺术在交流互鉴中展现出的和谐共融、各具特色的文明共荣理念。
除了前面提到的针对特定主题的研究成果之外，还有部分研究是从服饰物品的实体属性出发，将文献资料与最新的考古发掘相结合，对某一特定服饰物品所展现的丝绸之路文化交流进行深入考察与分析。
韩香以波斯锦和锁子甲为案例，强调这两件物品均源自西亚波斯地区，随着中西交通丝绸之路的逐渐开通，它们不仅传播开来，还对内地的服饰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陈习刚则选取了唐代胡腾舞者的“葡萄长带”服饰作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了“葡萄长带”的丝绸之路起源以及其与宗教之间的关联。赵胤宰[44]借助高句丽的“鸟羽冠”这一物品，成功获取了其与丝绸之路之间往来的信息。在古代丝绸之路的诸多遗迹中，常能找到朝鲜半岛国家所使用的冠饰材料。赵胤宰提出，高句丽时期的“鸟羽冠”对于服饰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作为朝鲜半岛与丝绸之路间联系的实证，还使我们得以窥见沿线各地区与古代朝鲜半岛之间的交流情形。茅惠伟等人对丝绸之路不同时期、不同地点频繁出现的百衲织物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运用文献与实物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形制类别、材质技艺、起源蕴意以及流变兼容四个维度，对考古出土、民间使用、文献记载和博物馆收藏的各类百衲织物进行了细致的比较分析。他们提出，百衲织物可能在东西方各自独立的文化体系中独立形成，但随着丝绸之路的拓展和文化交流的加深，沿线各文明之间产生了错综复杂的联系，原本独立的百衲织物开始共同追求形式之美，最终成为了丝路织物研究领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阿米·海勒在研究中指出，拉萨大昭寺的藏银瓶上所绘人物服饰、纹样和工艺，体现了吐蕃王朝时期（即松赞干布统治之后）的藏族艺术家们，将西亚、中亚以及唐朝的多元艺术风格巧妙融合，创作出了极具代表性的杰出艺术品。
这些服饰品案例虽然显得零散且独立，但若从丝绸之路文化的角度审视，便能察觉到它们在产生、流行和演变过程中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众多已发表的案例性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这一领域的探索实验，它们不仅提供了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和论证模式，还为深入探讨丝绸之路上的中外服饰艺术交流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
3以往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通过审视国内外已发布的服装历史理论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学者们对“丝绸之路”中的“silk”一词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蚕丝原料”以及“丝绸织物”上，而对于“丝绸服饰”的关注程度则相对较低，基础研究显现出一种“重视纺织、轻视服饰”的倾向；与此同时，与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成果相比，学术界对陆上丝绸之路服饰艺术交流的研究成果更为丰富，而系统性地探讨“海上丝绸之路与服饰文化交流”的学术成果却较为罕见，整体上基础研究呈现出“重视陆上丝绸之路、轻视海上丝绸之路”的特点。
正如文中第二节所阐述，现阶段，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学术界从“服饰”这一角度切入，对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研究成果，大多以论文的形式零散呈现，亦或是穿插于其他学科的著作中，被简要提及或一带而过。这些成就为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学术根基和理论支撑，然而，截至目前，尚未形成图文详实、逻辑严密、学术性强的丝绸之路服装史论综合研究框架，而在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这一领域，尚缺乏较为系统化的服装史专著。沿丝绸之路的众多国家，其出土及传世的服饰实物、雕塑、典籍、古代绘画等宝贵资料，尚未得到充分挖掘与运用。众多具有丝路特色的服饰文化交流途径和融合过程，目前仍显得模糊不清，这些内容亟需进一步的整理与提升。
丝绸之路艺术研究在近年已成为我国社会科学领域内的新兴学术焦点，此领域未来有望发展成为一门全新的交叉学科——“丝绸之路艺术学”。鉴于我国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关键地位，以及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我国在当代世界范围内有望成为该研究领域的核心力量，并有望开辟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艺术学研究新天地。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未来学术界倾向于对以服饰为切入点探讨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课题进行更深入的挖掘。这包括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重新揭示历史信息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从服装学的理论角度进行解读；同时，还计划通过图像、图解和图示等形式，对国内外现有的文字和实物资料进行补充，以丰富图志研究的内涵。广泛收集国内外的图文和实物资料，深入挖掘展现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服饰艺术之间交流与互动的各类服饰品及现象，对这些内容进行系统性的整理和分析，强化国际间的学术交流，逐步构建丝绸之路服饰艺术研究的资料库，逐步进行按服饰艺术类别划分的系统比较研究，逐步描绘出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的历史脉络。
4结语
探讨“丝绸之路上的中外服饰艺术交流”这一课题，需以超越时间与空间限制的宏观历史视角审视我国服饰文化，这样做有助于促使国内服装历史研究迈向更加国际化的视野，同时也有助于学术界对中国服饰文化以及全球传统服饰文明的发展历程获得更为深入和全面的理解。
审视历史，我们发现通过挖掘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服饰艺术交流信息，我们尝试将丝绸之路上的服饰作品以及历史上的各种服饰现象，置于那个时代的艺术背景和创作环境中，旨在探究丝绸之路服饰之间的相互借鉴和吸收的艺术与文化根源。从宏观角度出发，再到微观层面深入，最终又从微观视角回归宏观，全面呈现丝绸之路服饰艺术的辉煌交流轨迹，及其所蕴含的推动世界文明和谐共生的深刻内涵。这一研究的深入发展有望为中国乃至全球的服装历史研究增添新的力量，并使之更加丰富和完整。同时，它也将为推动新丝绸之路的建设以及促进中国当代服饰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设计提供宝贵的启示。
参考文献:
饶宗颐撰写了《蜀布与：论早期中、印、缅交通》一文，该文收录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编委会编辑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中，出版地为广州，出版社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年份为1974年，具体页码为561至584页。
奥雷尔·斯坦因所著的《西域考古图记》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负责翻译，出版于1998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在457至464页以及498至513页之间提供了丰富的考古资料。
张星烺编纂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一书，由朱杰勤先生进行校对，于2003年由中华书局在北京出版发行。
吴家诗撰写了《黄埔港史》一书，其中涵盖了古、近代的历史内容，该作品于1989年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发行。
作者：杨雪 刘瑜 单位：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