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银街店铺撤店清仓！疫情与涨租夹击下的无奈之举？
东单至东四的这条繁华商业街被誉为北京的“银街”。在这不足两公里的街道上，遍布着二三十平米的小店，它们主要出售工厂店和外贸原单的打折服装、皮鞋等商品。“清仓甩卖、一件不留”的促销手段成为它们的日常，然而，在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和持续的租金上涨的双重压力，那些喊了多年的“撤店清仓”的威胁，这一次真的变成了现实。
四月末的东四北大街上，一家已经营业二十载的休闲服装店即将关闭。门前竖立起一块黄底黑字的招牌，上面写着“合约期满，大清仓特卖”。店内几乎每一件服装下方都贴有手工书写的价格标签，诸如“毛衣售价一百元”、“T恤六十元”。尽管顾客数量并不算少，但一位正在挑选毛衣的常客仍不禁惋惜地感叹：“你们要搬走了吗？这些年来我在这里购买的衣物可不少。”
店主向《华夏时报》的记者透露，他们的店铺租赁合同将在5月中旬到期，面对房东提出的租金上涨要求，他们无力承担增加的成本，因此不得不考虑搬迁。至于具体的租金涨幅，店主并未详细说明，只是表示“目前正与房东进行协商”。不过，最近店门口已经张贴出了新的打折公告，上面写着“全场商品最低30元起售”。
自2020年1月起，疫情来势汹汹，对众多城市的实体零售业造成了严重打击。特别是在首都北京，尽管商业活动有所复苏，但不论是大型商场、酒店，还是中小型商铺，都面临着客流量减少、销售额下滑的双重压力。尽管自二月起北京市已实施对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减免租金的政策，然而在记者的实地调查中观察到，中心区域众多小型商铺却遭遇着租金不减反增的困境，这无疑加剧了他们原本就艰难的经营压力。
三个月赔10万，“不减租都干不下去”
由于相同的缘由，崇文门大街上的吴裕泰茶叶店亦搬迁至邻近的小区。在五月初店铺搬迁的那日，一位店员向路过的《华夏时报》记者透露，迁移地址的原因是房东提高了租金，“房东不响应国家的号召，反而提高了租金，所以我们决定搬家。”
北京针对这类小型企业和个体经营者，很早就推出了旨在减免租金的激励措施。2月5日，北京市公布了一系列针对中小微企业的扶持政策，共16条。政策要求，对于在京内市及区属国有企业房产中租赁并从事生产经营的中小微企业，若能按照政府规定维持经营或根据防疫要求暂停营业，同时保证不裁员或少裁员，将免除其2月份的房租。而对于租赁其他类型经营用房的中小微企业，政府鼓励房东为租户提供租金减免。
3月25日，新政策发布，旨在增强对个体工商户的扶持。对于租用行政事业单位房产、政府创办的创业园、孵化园、商品交易市场、创业基地以及国有企业出租的经营场所的个体工商户，鼓励各区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实施租金减免措施。至于租用其他商业用房或摊位的个体工商户，各区则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奖励措施和补贴政策，以鼓励房东为租户提供租金减免。四月中旬，北京市发改委主任谈绪祥再次宣布，减免租金政策的执行期限将延长，具体延长了两个月。
然而实际上，中小型商铺往往难以获得租金的优惠。一位正在挂出“合同到期清仓处理”招牌的服装店主向人透露，她决定关闭店铺并非因为租金上涨，而是因为房东拒绝降低租金。“不降低租金都无法维持经营，更不用说租金上涨了。”她这样说道。在附近，一家运动品牌店也挂出了类似的告示，店员解释称撤店是由于经营状况不佳，并非合同到期所致。
与其他城市存在差异，北京在加速恢复生产和经营的过程中，还特别强调了疫情防控的常态化管理。在此过程中，降低人员非必要流动被视为防控疫情的关键举措之一，然而，这也使得该市零售业的复苏步伐相较于其他城市显得较为迟缓。直至4月29日，北京才将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最高级别响应降至次高级别，并放宽了低风险地区返京人员的隔离政策，不再强制要求他们进行14天的隔离。值得比较的是，上海在3月底取消了最高级别的应急响应措施，与此同时，广州与深圳所在的广东省则是全国率先解除一级响应的省份之一，它们在2月底便开始了相应的调整。
这家小型家居店铺的员工向记者透露了一组数据：这家店铺的面积不足40平方米，年租金高达40万元。复工以来，客流量稀少，每天的水电费用就需要1500元，导致亏损。在春节过后的三个月内，由于疫情的影响，店铺已经亏损了10万元。
今年生意可谓是异常艰难，往年从未有过如此沉重的压力。她不禁感慨万分。在门外，一张印有“转让，餐饮勿议”字样的纸张上，还附上了联系电话，那纸张被贴在了透明的玻璃窗上。
空置增多，“杀熟”涨租
四月底到五月初，记者多次深入这条街道进行实地考察，发现五一节过后，餐饮业的复工比例有所上升。但与此同时，挂出“合同到期清仓处理”招牌的服装店却日益增多。与以往以促销为幌子、清仓处理为手段的广告策略不同，这次的情况确实不同寻常。许多店铺内部已经清空，店门也悄悄被锁上了。
记者观察到，那家店铺的招牌和家具都已完全不见，无法辨认曾经从事的行业，门口仅剩电力公司张贴的电费催缴通知。而另一家外贸原单鞋店，门前被扫帚和各式杂物封堵，一位店员坐在堆积如山的鞋盒中，偶尔有人靠近，他只是摇摇头，表示不再出售，低头拿起一双白色的crocs凉鞋，独自端详着。
近期租金不断攀升，导致该商圈在疫情爆发前出现了不少闲置的店铺。记者调查发现，位于灯市口的北计大楼底层在2018年就已全面空置，至今未变。昔日的电信营业厅、华为手机专卖店、水果蔬菜店以及烟酒店等店铺，至今仍处于关闭状态，已经空置了整整两年。那家位于不远的烟酒店店主向《华夏时报》的记者透露，他们当初选择搬迁，主要原因是租金持续攀升，而负责整栋楼租赁的“二房东”承受不住压力，不得不将所有租户清退。此外，还有一些店面在2019年底的租赁合同到期后，至今仍未找到新的租户，目前仍处于闲置状态。
仲量联行公布的北京一季度零售地产报告指出，今年首季度，北京市区零售商铺的空置率有所上升，具体数值为6.1%，比2019年第四季度的5.7%高出0.4个百分点。而乐铺商业研究中心通过对2020年2月1日至4月20日以及去年同期数据的等比抽样调查发现，3月中旬转店的数量突然增加了150%。由于北京的主要经营者并非本地户籍，三月正值返京高峰期，面对营业收入较低的压力以及对消费市场恢复的谨慎预估，店主们纷纷决定将店铺出租或转让，导致市场上转租店铺的数量急剧上升。
空置率的上升并不必然导致租金的降低。“为何租金要涨？只因我们在此扎根20载。”那位经营服装生意的资深店主如此回应。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搬迁店铺所需的高昂费用，亦成为众多房东敢于对熟客提高租金的借口。另一个导致租金上涨的因素在于补偿转让费用，根据乐铺商业研究中心的调研报告，转让费用构成了租赁店铺成本的关键部分。在众多店铺转让费用下降甚至没有转让费用的情况下，出租方普遍产生了通过提高租金来弥补收入损失的心理，这便是今年北京各区店铺租金普遍上涨超过10%的原因所在。
自救之后，春天会来吗？
无论是国家相关部门还是北京市政府，均正竭尽全力促进服务业、小型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的恢复发展。在5月9日，国家发改委与另外七个部门共同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应对新冠疫情助力服务业小型企业和个体经营者减轻房屋租赁负担的指导意见》，旨在帮助那些因经营困难而租用国有房产的服务业小型企业和个体经营者，免除上半年的三个月房屋租金。北京市商务局发布消息，明确2020年将着重扶持老字号品牌延续、连锁模式运营以及传统商场改造升级等多元化业务领域。在此背景下，政府将提供最高达500万元的资金援助。
疫情期间，电商直播对实体零售业的重要性日益显现。无论是网红李佳琦与央视主持人朱广权共同为湖北美食进行空中推广，还是锤子手机创始人罗永浩、格力空调董事长董明珠亲自参与直播带货，这些现象都让大众深刻体会到了直播在促进消费回暖方面的强大推动力。至4月底，北京市商务局借助淘宝直播平台，对诸如同和居、吴裕泰、北京稻香村、百年义利等知名老字号品牌的产品进行了带货推广活动。
然而，对于那些以地理位置为关键优势的中小型商铺而言，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符合申请补助和援助的标准；线上销售的利润也并不稳定；因此，他们更多是选择搬迁店铺或降低售价来寻求自救，以期缓解沉重的资金负担；他们期盼着能够度过难关，等到市场恢复常态的那一天。
日复一日，这种转变在不知不觉中悄然进行。位于灯市口地铁站周边的知名连锁西餐厅Wagas分店，其最后一次消毒记录定格在了4月13日。
尤迈诊所，这家以协和医院专家坐诊著称的医疗机构，已从位于东单北大街1号的国旅大厦搬迁。昔日，在这寸土寸金的门店橱窗中，白求恩医生救死扶伤的雕像曾引人注目，然而，如今该雕像已被移除，取而代之的是大厦四层健身房张贴的易拉宝广告。
部分小店的营业时间变得颇具偶然性，白天经过时，有时店铺敞开，有时却紧闭着门。那些已经确定停业的小店，其拉下的卷帘门上通常贴有“旺铺急售”、“寻求合作”的告示。而即便是仍在营业的店铺，也常常能看到这样的信息。
面对经营压力的远不止中小型商铺。在崇文门商圈，建于上世纪70年代的崇文门饭店，门口摆放着蔬菜、水果和熟食，为了吸引路人的目光，特意在楼下一家面包店门前挂起了一条横幅，上面写着“崇文门饭店社区便民大卖场”，同时不间断地播放广告语。一位工作人员透露，店内招牌菜“神仙鸡”原价168元，现在炖好的成品就放在摊位上，只需108元即可购买。“我们这是自救嘛。”他说。
寒冬已经过去，北京零售业的春天会如期到来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