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宁公开向曲乐恒道歉，曲乐恒却表示永远不是朋友

兄弟和好并非最终结局 曲乐恒表示永远不是朋友

2004年11月23日02:06 新闻晨报

晨报记者袁崴甘慧

昨日，向来以“冷面”形象示人的张玉宁于北京举办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并向曲乐恒公开发表了歉意。

从相册中挑选出的影像，那些在回忆中充满兄弟情谊的美好瞬间，还有张玉宁曾言“我一直”的承诺，都让我深感温暖。

视他如手足之情，更有那曲乐恒历经四年又196日的诚挚歉意。在新闻发布会的现场，记者们仿佛目睹了一部动人心弦的兄弟和解大戏的落幕。

然而，从北京涌来的暖流在沈阳的冰封雪锁之地再次凝固。曲乐恒对张玉宁所讲述的几乎全部事实、所展现的几乎全部“态度”都给予了坚决的否定和拒绝。他表示：“我需要的不是这种对事实的扭曲，我希望他能坦诚面对一些事实，而不是故意回避关键问题。”

我们无法再成为朋友，因为他已经对我身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若继续维持友谊，未来或许还会遭受更严重的伤害。曲乐恒如此说道。

关于“车祸”

张玉宁表示，他当时肋骨已受创，后续检查发现多处骨折，胯部和腿部也遭受撞击，行动极为不便。曲乐恒也称自己腰部受损，无法活动，不允许他人触碰。他持续呼喊，我们朋友随后赶到，试图将他抬上轿车，但由于空间狭小，他拒绝被触碰。朋友提醒，稍有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此时此刻绝不能随意搬运，必须使用担架。电话并不太顺畅，于是他们邻近的朋友帮忙找来了一辆面包车，并借来了一副担架。那时我受伤颇重，实在不清楚发生了什么。我的队友王刚也受了伤，我们乘坐轿车离开了，而他则是乘坐面包车离去。当时电话信号不佳，我们曾想过叫救护车，但考虑到救护车从城里过来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在途中，我们还给队里的医生和教练团队拨打了电话。

曲乐恒指出，张玉宁在饮酒前驾车前往王滨乡时并未系上安全带，但饮酒后离开时却戴上了安全带。事故发生时，张玉宁撞上了车门，导致车门无法打开，他不得不从我的身上跨过去。后来我们得知，张玉宁是被边锋驾驶的宝马车接走的。事发当时，他并未直接去医院，而是先去了派出所，之后又返回家中，最终才前往医院。我倒要问问，那里的信号为何会如此糟糕？难道连一个电话都无法拨打？再者，他当时身处派出所，那里不是有座电话机吗？难道他不能用派出所的电话拨打110和120求助？我在那里受伤，竟然无人过问，最终是被用被单抬出来，还是靠信用社的车辆把我送到了医院。

关于“黑社会”

张玉宁表示，有人指责我与黑道有瓜葛。回想起来，曲乐恒那时在队伍中地位颇高，位居次席。这样的情形，难道就能等同于黑社会吗？

曲乐恒表示，并非他宣称对方是“黑社会”，实际上是在酒吧中，他们自称“黑社会”，并以此对我进行威胁。那天我们刚从昆明归来，我独自前往前队友吕东开的酒吧，当时张玉宁和边锋等人都在场。张玉宁将我叫至其旁，边锋便对我说：“你这小子最近挺有本事的！”随后，边锋拨通了电话，并特意叮嘱对方携带武器。在那些人抵达之前，我们继续畅饮了几杯，待他们到来后，边锋转告我说：“我原本打算教训你一顿，不过鉴于你的态度还算端正，这次就先放过你！”最终，他们驾车离去，而我则乘坐出租车返回了家中。

关于“边锋”

张玉宁提到，我对边锋有所了解，他与辽宁队的众多球员都有交情，这其中包括教练和俱乐部的管理层，他的人脉相当广泛。他是个足球迷，对看球赛情有独钟，经常邀请我们一同外出就餐，仅此而已。

曲乐恒质疑道，这怎能算得上是真正的球迷？球迷又怎敢对我构成威胁？辽宁队众多球员都与他相识，那么我为何不认识他呢？

关于“赔款”

张玉宁表示，今日提交给法院的赔偿款项，其中一部分源自他多年的积蓄，另一部分则是他向亲朋好友所借，毕竟他们对我颇为关照。

曲乐恒表示，关于他的收入，大家应该都很了解，数额超过两百万，他应当有能力承担。至于这些钱的来源，我并不在意，无论是他捡来的还是抢来的，我都不会过问。

关于“木梳”

张玉宁回忆说，他当时购买了一把橙色的木梳，那把梳子是我们共同使用的，因为我们同住一室。我那时头发较短，而曲乐恒的头发较长。后来，他带着那把木梳离开了。回到辽宁队后，我发现他依旧在使用那把梳子。如今，我不禁好奇，那把木梳是否依然存在？

曲乐恒表示，确实存在这样的事情，从1993年开始直到事发之前，我一直在使用它，因为那时我视他为朋友。我的性格就是这样，非常怀旧。然而，事发之后，我便停止了使用，如今也未能再寻回。

关于“看病”

张玉宁表示，当他得知曲乐恒失去行动能力时，自己当时也在医院，不过已经陷入了沉睡。醒来后，听闻曲乐恒的病情，内心无比痛苦，难以置信，这个事实让他难以接受。那种感受难以言表。他甚至觉得，如果曲乐恒需要什么，他愿意从自己身上取下任何东西来帮助他。

曲乐恒：那天我正在楼上就医，而他在楼下点滴治疗。后来有人告诉我，当时他躺在病床上，医生鉴于他是球星的身份，特意给了他一瓶水。他还开玩笑说：“怎么没有酒呢？”点滴结束后，他大摇大摆地离开了，竟然连上楼来看我一眼都未曾。而那时的我，正忍受着剧痛。

关于“影响”

张玉宁表示，过去几年里，这种影响相当显著。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有一年足球先生的奖项和最佳射手的荣誉，都因“黑社会”事件而被剥夺。对于足球运动员而言，名誉至关重要。有时候，未能达成目标或有所欠缺并不算什么，但当我实现了目标，却未能获得认可，那种心情确实难以承受。

曲乐恒表示，任何事情都不能由他一人说了算，足球先生的称号怎能随意授予他人？如此一来，我难道就不能成为足球先生吗？

关于“道歉”

张玉宁表示，从一审到二审，曲乐恒一直提出了这一诉求，然而法院却始终未予以接受。然而，就我个人而言，我们之间是多年的至交，多年的手足，在此我想额外强调，由于我无意中的过失导致他身体受损，我对他表示诚挚的歉意。

曲乐恒表示，他期望的是对方能够亲自出面进行道歉，但对方尚未履行此承诺。此外，他反对对方对事实的扭曲，他希望对方能够坦诚面对一些关键事实，而不是故意回避重点。

关于“探望”

张玉宁表示，事故发生之后，他躺在医院病床上，我曾前去看望他。他告诉我：“这并非你的过错，并非全然是你的责任。我当时的坐姿不当，所处的位置也不理想，而且我并未系上安全带。”我听后便回应，这并非你的责任，所有的责任都应由我来承担。换句话说，尽管我可能不完全承担100%的责任，但最终我承担了全部的责任。

曲乐恒提醒大家思考，他怎么可能说出那样的话？当时他根本就没有心情去谈论车祸的事情。无论如何，他身为司机，且在事故发生后没有对我进行任何照顾，所以无论如何，他都应该承担100%的责任，这是法律所明确规定的。

关于“伤残鉴定”

张玉宁表示，在后续进行伤残等级评定时，原本有可能评定为二级，然而他当时便告知律师及父母，应按照一级来评定。他强调，所有过错均应由他一人承担，无需他人分担。

曲乐恒回忆道，伤残鉴定结果揭晓后，东陵区交警马东辉向他表示：“张玉宁的父母得知结果后，便质问他为何被评定为一级伤残，而非二级。”马东辉接着说：“你们的行为给他人带来了如此严重的伤害，为何还如此处理？实际上，张玉宁所受的伤害确实达到了一级伤残的标准。”而且，一、二级之间的费用差距并不大；一级需赔偿生活费的全额，即按照当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每年为6525元；而二级则需赔偿95%，实际上两者的差额并不显著。

关于“朋友”

张玉宁表示，我们之间是多年的老交情，自幼一同成长，我衷心祝愿我们这一群人都能过得幸福美满，如此而已。没有人会希望同伴遭遇不幸，我期盼他能够尽快恢复健康，身体强健。

曲乐恒表示，由于他对我身心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我们无法再维持友谊关系。若继续交往，未来可能遭受的伤害可能更为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