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所高校铺开大学生学业评价改革,创新火花比完美学分更重要
多所高校铺开大学生学业评价改革
创新的火花比完美的学分更重要
光明日报记者 曹雅楠
在2024年岁末,未名湖畔渐入暮色之际,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黄宇蓝公布了本科生学业评价改革的研究成果及初步的工作构想,此举再度将高等教育领域内学生评价中过分依赖绩点(即GPA,亦称平均学分成绩点数)的现象,重新置于公众的关注焦点之中。
她指出,为了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北京大学教务部门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对学业评价体系进行了深入的改革研究,旨在为学生创造更为广阔的试错机会和更加宽容的学习氛围,进而更有效地助力于高素质人才的培养目标。
这场变革的必要性显而易见。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对于众多大学生而言,无论是选择继续深造还是投身职场,抑或出国留学,都与他们的学业成绩紧密相连。因此,通宵达旦的自习室内灯火通明,成绩单面前他们争分夺秒,对数字背后隐藏的奥秘充满好奇与求知欲望,这些现象都真实地反映了当代大学生所面临的挑战。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着重提出,要创新评价手段,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探索实施学生各年级学习状况的纵向全面评价,以及德智体美劳等方面的横向综合评价。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动教育评价理念和方法的不断更新换代,确保教育质量的持续提升,已成为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时代课题。
安徽省阜阳师范大学的学子们正在积极复习,为即将到来的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做充分准备。这一场景由摄影师卢启建捕捉,并收录在光明图片中。
云南省红河学院图书馆,大学生认真学习。薛莹莹摄/光明图片
破局之后高校评价改革优化演进
十余年来,高校关于学生评价方式的探索从未停止。
审视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学业评价改革历程,清华大学在2015年实施12级等级评定体系,取代原有的绩点制度,这一举措标志着重要的转折点。
刘嘉宁,清华大学2016级本科生,2020级博士研究生,在回顾自己的学术成长历程时,特别谈到了本科阶段的心得体会。他提到,自入学以来,老师们就不断激励他们勇于探索,切勿将注意力局限于分数。他回忆说,在老师的这种引导下,他对学习的本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2022年的春天,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在完成两次问卷调查之后,谨慎地开启了取消绩点的改革尝试。该年度的春季学期,生科院在部分课程中开始尝试采用“粗线条等级制”进行成绩评定,学生的成绩被划分为A(85分及以上)、B(75至85分)、C(65至75分)、D(60至65分)以及F(不及格)五个等级。在这其中,一项数据为我们的信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根据2021年12月收到的调查问卷显示,高达92.94%的受访学生在“有必要实施相应措施,以防止本科生过分重视分数”这一选项上选择了“赞同”。
2024年6月,复旦大学教务处公布了一部修订后的《复旦大学本科生成绩记载规定》。该规定引入了P和NP(通过/不通过)的评定方式,并允许学生在规定的学分范围内挑选最多16门课程。这些课程的成绩将不计入学生的绩点计算,从而为学生提供了更广阔的试错机会。
然而,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难题,在绩点制度被废除的号角吹响之后,如何与国外高校顺利对接便成为了我们面临的首要挑战。“GPA一直是保研、出国留学、评奖评优的关键指标,我们的等级制成绩单能否得到同类或国外高校的认可?”不少同学对此表示了担忧。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提供了明确的解决方案——在成绩单中附上一份详尽的等级评定说明,并加盖学院公章,同时告知对方如有疑问可拨打电话进行咨询。至于成绩的整体评估,则采用优秀比例(A百分比,即获得A等级课程所占的比重)和优良比例(AB百分比,即获得A或B等级课程所占的比重)来表示。截至目前,我们尚未接到来自国外高校的来电咨询。宋艳,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副院长,指出,实施分级制度后,学生们申请出国深造的成功比率、所选择的学校等级与过去年份相比,并未出现显著差异。
在挑选学生过程中,我们不仅关注他们的学业表现,更重视他们在科研、创新、坚韧和团队协作方面的能力。这一共识在各个学校间普遍存在。宋艳表示,等级制度的改革促使高校在评价体系上产生了共鸣——在人才评价的框架中,创新思维的光芒比优异的学分更加璀璨。
刘嘉宁的体会尤为深刻,他周围的学长因为担心成绩评估的影响,最终不得不放弃出国深造的念头,“绩点要求非常严格,有时候仅仅相差0.1分,就会失去机会”。然而,刘嘉宁在入学后所采用的等级评定制度减轻了学业上的压力,“我之前曾申请出国交流半年,国外的许多高校采用ABCD等级来评定成绩,回国后正好可以无缝对接,而且无需担心成绩转换的问题。”
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等级制在不同高校的实施情况也有参差。自2015级本科生与研究生开始,清华大学的成绩单采用了等级制,但在需要精确数据支持的评选活动中,这些等级会被转换成绩点。例如,A+对应4.0,A-对应3.7,B+对应3.0等等。刘嘉宁在期末与其他高校的同学交流后,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同一专业的学生,如果原始成绩都是94分,那么在清华,她的绩点只有3.7,而其他学校的学生却能换算出3.9甚至4.0的绩点。经过计算,我们发现清华大学的绩点与其他高校相比整整低了一个等级,这无疑使得学生们在外校进行保研或考研的竞争中面临了更大的挑战。
学校关注到了学生的反馈,2019年,清华大学对评定标准进行了全面改革,将A-以下各等级的绩点提升了0.3分,同时对课程优秀率的限制条件进行了放宽。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在2023至2024年间至少进行了四次问卷调查和多次学生访谈,旨在了解同学们对当前等级评定制度的看法及提出的建议。我们的初衷和追求始终是以学生为中心。正如宋艳所言,这场破冰之旅的起点或许并不尽善尽美,然而,同行者均为志同道合之人,航行的路径终将不断得到调整与优化。
避免无意义竞争在绩点之外认识自我
绩点曾经是我们学习的航标,然而如今这根锚已被拔除,海浪却愈发猛烈。北大的一位学生在留言中提出,绩点一旦被取消,部分同学并未因此获得轻松,反而感受到了竞争的加剧,同时也对新的功利主义产生了担忧:若等级制度变革只是缩小了分数范围却未改变竞争的本质,为了在选拔中脱颖而出,学生们或许不得不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到实习以及课外活动中。
刘嘉宁透露,她以及身边的一些同学在大学期间,仍旧保持着中学时代的思维定式和习惯,他们明确了学习目标,依照既定的学习策略,将大量课余时间投入到特定知识点的学习之中,更倾向于追求理论知识而非全面提升综合能力。绩点这一量化标准,往往成为大学生们在新的学习环境中认识自我、定位自己的最直接依据。
马陆亭教授,浙江师范大学的资深教授,同时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发展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和秘书长,他直言不讳地指出了这一现象,“哪一代人不是在奋斗拼搏中成长的?然而,当前学生所面临的困境,正是由于缺乏明确的目标而导致的被动应对。”
改革之光照亮了学生心中的迷雾。为了让学生摆脱对绩点的过度追求,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去年实施了部分实验课程的免修措施。这一政策允许实验基础扎实的学生,在通过实验教学中心的严格考核后,得以省略基础实验课的重复操作。宋艳指出,考核并非仅仅是书面考试,它将涵盖实验操作的熟练度、实验报告的规范性以及实验理论的深度等多个方面。免修并非意味着降低要求,它实际上是一种因材施教的策略,旨在让同学们将原本用于重复练习的时间,更多地投入到对未知的探索之中。
配套课程亦同时展开。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为本科生增设了两门与科研紧密相连的课程,分别是大二阶段的科研入门和大三阶段的科研深化,此外,还有大四学年的毕业论文课程,三者共同构成了一个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取消成绩点并非终点,我们的目标是更有效地培育人才。北大生科院坚信,科研应是学生在摆脱成绩点的束缚后,投入更多精力的领域。宋艳表示:“并非所有毕业生毕业后都将投身科研领域,然而,科研所培养的独立思考与创新能力、文献阅读技巧、团队协作技能以及语言表达水平,对于他们未来的发展具有极大的重要性。”
刘嘉宁对学校在综合素质上的培育和关注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清华大学,大多数奖学金都需要经过答辩环节,这不仅仅限于学业奖学金,还包括艺术、体育、社会工作、科研以及志愿服务等多个领域的奖项,而这些奖项的评定并不以学业成绩为唯一标准。这种打破传统界限的多维度成长评价体系,正是清华大学近年来所构建的多元化评价体系的一个缩影。这些活动如同镜子一般,让我得以清晰地审视本科四年的成长历程和所取得的成就。刘嘉宁回想起在申请奖学金过程中,他在讲台上阐述了关于新能源电池的研究成果,观众席上的问题激发了他继续探索的灵感。老师的深入追问促使他不断深化思考,进而完成了另一个实验项目。他幽默地说:“那次答辩现场的质询,比任何职业培训都更能锻炼人的系统思维能力。”
从遵循统一标准到推崇个性化评估,从侧重学业评价转向强调全面素质,从单一评价模式发展到引入自我评价与相互评价,正如《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所明确提出的:“教育评价关乎教育发展的航向,评价的导向决定了学校的办学方向。”学校在学业评价制度上的探索路径愈发多元化,每个学生可自由驰骋的空间也日益扩大。
2025年的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即将拉开帷幕,考场外,考生们正努力复习备考。这一幕,由卢启建先生用镜头捕捉,记录在光明图片中。
系统对接为人才成长平整土壤
高校评价体系改革,未来该往哪个方向走?
评价改革不应仅停留在“废除百分制”的层面,还应当致力于打造一个与时代发展同步、符合社会需求的培养体系。马陆亭指出,随着数字时代的进步,文凭社会正逐步向能力社会转变,这迫使高校去探索建立结构化的评价体系。在未来的教育中,课程或许可以划分为“思维能力的提升、专业技能的锻炼、知识体系的构建、兴趣素养的拓展”这四大板块,并且针对这些板块,可以实施百分制、等级自选制、通过/不通过制等多种评价方式,以实现评价的多样化。这一构想与高等教育法所规定的使命相契合,即造就那些具备强烈社会责任感、创新意识以及实践技能的资深专业人才。
要彻底扭转“唯绩点”这一现象,仅仅依靠高校对评价制度的改革是远远不够的。其根本原因在于,众多用人单位将学历和绩点作为选拔人才的硬性标准,而家长们则将升学率的高低与教育的成功与否紧密相连。这种社会观念的转变,亟需家庭、学校、企业以及社会各界等多方力量共同协作,形成一股合力。
令人欣慰的是,这场起源于高等学府的评价体系变革,正逐步演变为一项影响教育、人才和产业三大领域的综合性工程;《2024中国企业校园招聘白皮书》强调,在人才评估过程中,应依据“全面人才画像”原则,搭建“评估框架”,并将其纳入校园招聘的各个环节。《2024届高校毕业生就业蓝皮书》中的数据揭示,企业在选拔人才时,对候选者的能力展现尤为重视,其中沟通与表达的能力受到的高度关注,占比高达87%,紧随其后的是逻辑思维和专业知识,分别占79%。
宋艳指出了学业评价体系改革当前所遭遇的三大难题:一是推广范围与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紧密相连,二是推进强度与研究生招生制度的变革紧密相关,三是改革成效与学业评价的替代方案紧密相联。显然,高校的学业评价改革仍在持续进行中。这一改革并非能立即根除功利主义,而是引导我们认识到教育的根本宗旨——“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教育绝非是冰冷的数字打分,而应释放出每个学生独有的光芒。
《光明日报》(2025年03月04日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