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亚运会闭幕，亚字读音引关注，为何常被误读为y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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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舒鸿，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

杭州第19届亚运会即将迎来尾声。这标志着我国第三次肩负起举办亚运会赛事的重任，同时也是杭州首次迎来如此高水平的体育盛事，吸引了全亚洲乃至全球的关注。然而，在谈论亚运会时，部分代表团官员、教练、运动员、解说员，甚至包括一些记者，都会将“亚运会”中的“亚”字误读为“yǎ”。除此之外，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会将“亚特兰大”、“亚里士多德”以及“亚丁湾”中的“亚”字读作“yǎ”。

《现代汉语词典》（2016年版，第1501-1502页）显示，“亚”字仅有一个读音“yà”。因此，“yǎ”这一读音是对“亚”字的错误发音。然而，为何仍有人会将“亚”读作第三声呢？有学者提出，这可能是由于“哑”字读音的误传（徐卫东，1996年），还有学者认为这受到了台湾方言的影响。实际上，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北京地方口音的影响所致。

众所周知，普通话作为汉民族共同语，其标准音源自北京，基础方言为北方话，并以现代白话文的典范作品为语法依据。北京语音作为普通话的标准音，蕴含着特定的文化内涵，与北京话的语音并不完全相同。一般而言，普通话中的“北京语音”特指北京音系，即北京话的声母、韵母、声调系统，但并不包含北京话中的地方方言词汇和土语。周一民在2007年的研究中指出，“亚”字的“yǎ”音是源自北京方言中的特殊发音。

威妥玛所编写的汉语教材《语言自迩集》中收录了19世纪中期北京话的众多材料，书中提到了“亚”字存在“yǎ”与“yà”两种发音。而在《北京土音辞典》中，“亚赛”这个词汇被收录，其发音为“yǎsài”，意指“类似、相近”，同时书中还指出，这里的“亚”字是“yà”字的一种变音形式。显而易见，在北京市民的日常交流中，将“亚”字读作“雅”已成为一种常见的现象。

《北京土音辞典》中的“亚”

1932年，钱玄同主编、赵元任校订的《国音常用字汇》问世，标志着我国语言文字规范化进程迈入新纪元。书中第247页明确指出，“亚”字存在“yǎ”与“yà”两种发音，官方立场确认了“yǎ”音的合法地位，并保持了这一标准近二十年。在1955年发行的《同音字典》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亚”字依旧保留了“yǎ”以及“yǎ”这两种不同的发音方式。

《国音常用字汇》中的“亚”

《同音字典》中的“亚”

建国之初，我国对国家语言文字的普及工作给予了极大关注。在1955年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以及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期间，汉民族共同语的官方名称正式被命名为“普通话”。紧接着，次年便成立了“普通话审音委员会”，这标志着新中国成立后首次的审音活动正式拉开序幕。1963年，《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问世，其中规定“亚”字的读音应统一调整为“yà”。到了1985年，教育部发布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亦明确指出，“亚”字应统一读作“yà”。这表明即便在那时，“亚”这个字作为异读字，仍有部分人群坚持使用“yǎ”的发音；同时，这也象征着在普通话体系中，“亚”字正从多音字逐渐演变为单音字。

关于许多人觉得“亚”字的“yǎ”音源自台湾方言的说法，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有一定的道理。在台湾目前最权威的国语词典《国语辞典》里，“亚”字依然存在两个读音，“yǎ”和“yà”。然而，追溯其起源，最终还是可以追溯到北京方言。1945年，我国在抗日战争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国民政府成功收回了《马关条约》中被迫永久割让给日本的“台岛全岛及其所有附属岛屿”。然而，日本人对台岛进行了长达50年的侵占，强行实施了“仅限使用日语”的语言同化政策，禁止台湾同胞使用汉文汉语。因此，在台岛光复的初期，当时的中青年普遍不会说自己的母语。王理嘉（2011）指出，民族语言的恢复与重建工作迅速被提上日程。1946年，台岛国语推行委员会正式成立，由北京大学魏建功教授担任首任主任委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魏建功教授的恩师正是《国音常用字汇》的编纂者钱玄同。为了加速国语在台岛的推广，台岛国语推行委员会在1947年编订并出版了《国音标准汇编》，以此作为推广标准国语的依据。《国音标准汇编》的第四卷中收录了1932年发行的《国音常用字汇》，其中“亚”字依然保留了“yǎ”与“yà”这两种发音。同时，台岛国语推行委员会特邀“老北京”齐铁恨先生自1946年5月1日起，每日清晨7时，于电台进行“国语读音示范”，播送民众国语读本、国语会话，以及国民学校使用的国语、常识、历史等各科课本，便于学习国语的听众收听并纠正发音。从这一现象中可以看出，台岛光复后的“国语”明显带有北京方言的深刻印记。

根据对相关资料和研究的综合考量，我们得出结论，“亚”字读作“yǎ”这一现象主要是由北京方言的发音特点所导致的。